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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集历史纪录片《永远的长征》10月22日在央视一套播出

        1022日,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里,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、北京前锋视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八集历史纪录片《永远的长征》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(CCTV12238分与广大观众见面。至25日,每天在该时段连播两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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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2016-11-01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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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建立的条件(四)发布时间:2015-02-09    来源:

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建立的条件(四)
爱国社团的成立
 
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显著成果,便是大连人民的新觉醒。他们纷纷组织起来,成立团体,或兴办教育,启迪人们的思想,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,寻求自身解放和富国强民之路。前后组织起来的教育机构和团体有中华青年会、中华增智学校、中华三一学校、中华觉民学校、贫民义务学校、中华工学会、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、电铁中华青年团、埠头青年团等。
中华青年会 192071日成立。它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傅立鱼倡导创办的爱国教育机构,也是大连中国人最早的群众团体。
傅立鱼,号西河,安徽省英山县人。19世纪初留学日本,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,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。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。尔后在天津日本租界创办《新春秋报》,因激烈反对袁世凯,1913年遭到通缉逃来大连,结识了中文报纸《泰东日报》社社长、日本人金子雪斋,被聘为该报编辑长。
在连期间,傅立鱼积极从事新文化、新思想的倡导与宣传。他认为,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,指出“大连华人子弟就学者最多亦不过四分之一”,当局所拨教育经费“不平等殊甚,预算中日本人教育费八万三千四百五十二元,华人教育费不过四千九百十四元”,且其教育宗旨是培养“永为日本之忠臣孝子”①。傅立鱼对殖民当局这种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深恶痛绝,遂联络一些有识之士,发起成立华人教育机构——大连中华青年会。他在成立大会开会词中说:“大连一埠中华青年——不乏志趣远大资质聪颖之士,徒以向无公共修养机关,遂使此多数可敬可爱之后生,孤陋寡闻,玩愒时日”,故建立青年会,以期“养成为伟大有用之材”。中华青年会会章明文规定:“本会不带政治宗教色彩,专以辅助青年发挥德育、智育、体育,养成高尚优美之人格,服务社会为宗旨”。青年会设有学校、讲演、体育等部。入会和前来学习的人很踊跃,到1924年,已有会员千余人,学生400余人。学校教材,均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关内通用课本。学校还供给学生关内出版的进步刊物和课外读物,如《新青年》、《青年进步》、《儿童世界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华盛顿》、《林肯》等,以增长青少年的知识,开阔学生们的视野。青年会学校在国人家长中享有很高声誉,都争相送子弟入学。
青年会每周举办一次“星期讲坛”,内容广泛、生动,古今中外、人类社会、自然科学、卫生知识、道德修养、妇女解放、游记见闻、时事评论等无所不有。讲演者除青年会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外,多为中外有识之士和社会各界名流。如胡适讲《新文化运动》,欧阳予倩讲《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》,杨首鱼讲《社会主义与人类》,还有国民政府外交总长伍朝枢、国会议员林长民等应邀讲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辛亥革命内容,均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。据记载,至1926年,青年会共举办讲演会200余次,对启迪大连人民的觉悟影响很大。
19232月,博立鱼主办出版《新文化》月刊(翌年4月更名《青年翼》)。这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先出版的传播新文化、新思想的进步刊物。孙中山先生为创刊号书写了“宣传文化”的题词。《新文化》在发刊词中申明:“新文化是为开发文化和改革文化而作”,以“发挥中国固有文化之精神,吸收西洋文化之精髓,以图东西洋文化之结合”为宗旨。该杂志出版后,在对“各种资料、报导、评论兼收并蓄”的原则指导下,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基本内容,刊登了李大钊的《史学与哲学》、《史学概论》,恽代英的《民治的教育为现代必要之问题》、《妇女解放运动的由来和影响》,肖楚女的《身心的锻炼与反锻炼》等文章,使读者耳目一新,对开启大连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心扉,激发民族精神,有着积极的作用。
中华青年会重视体育运动,通过体育运动,对市民进行爱国教育。他们针对日本统治者不准中国人参加当局举办的运动会的现实,大力开办武术班、游泳队、足球队、乒乓球队、棒球队等,并经常组织表演和比赛,每年还举行水上和陆上运动会。1920723日,青年会首次举办中国人水上活动。上千名青年云集老虎滩举行游泳表演,其盛况被当时报纸称为“东北大陆民族破天荒之举动”。从1923年至1926年,中华青年会共举行4次中华水上运动会,游泳成绩大大超过本地日本人的水平。大连中华青年会游泳健儿名震关内外。陆上运动会,选在每年5月份第二个星期天举行,以与日本当局在第一个星期天举行的运动会相抗衡。凡在大连工厂、机关、商店、学校做事的中国人,都可以团体名义报名参赛。每年这一天,都“哄动远近男女,踊跃贲临,实有万人空巷之观”。1922514日举行大连中华第一届陆上运动大会,参加团体10余个,参赛运动员500余人,观众达4万余人。到1925年第四次中华运动会,参赛运动员已达1600多名,观众六七万人,盛况空前。青年会很重视足球运动,中华青年会足球队成立于1921310日,是大连中国人最早的足球队之一。中华青年会开展体育活动,涌现出许多优秀运动员,如刘长春、史兴隆等都是由青年会的赛场走向全国和世界体坛,在中国体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“双十”国庆活动是青年会一项重要爱国举动,通过庆祝活动以唤起大连人民的爱国热情。自19211010日举办国庆活动起,每年国庆日均如期举行庆祝会。晚上则举行提灯游行晚会,人们的“爱国热心油然以起”。
大连中华青年会作为大连最早成立的爱国进步团体,自中国共产党派人来连视察,进行革命活动起,就予以关注。1923年末1924年初,李震瀛、陈为人受中共中央派遣来连视察,曾专门访问过青年会,同傅立鱼谈话,并应邀进行讲演。在活动中,他们与青年会事务员杨志云等进步青年建立了联系,并将杨志云引荐到上海学习。1924年后,中华青年会在大连党团组织的暗中帮助下,在青年会干事、青年团员杨志云和李虹桥等人的推动下,同大连工人阶级先进团体中华工学会、印刷工会及其他社团一道,发起组织声援上海五卅运动、追悼孙中山逝世等爱国活动。由于傅立鱼的特殊地位(大连市议会议员、“满铁”嘱托、中华工学会顾问、国民党大连市党部顾问等)和声誉,中华青年会在20年代大连的各项革命活动中,作出了独特的贡献。它以其新颖的活动内容和方法,吸引了大连的青年一代,许多人从中受到爱国反帝的启蒙教育,走上革命道路。它的历史作用不可磨灭。
中华增智学校19226月成立,由原山东师范学校教员毛仪庭创办。校址在近江町(今友好路),19242月移至摄津町(今松云街)。校长先后为毛仪庭、张星辉、李仲刚、林升亭等。该校盛时学生达200多名。还设有夜校,便于青年工人、店员学习。增智学校为团结教育中华子弟,增强爱国主义意识,起了积极作用。后来加入党团组织并为领导者之一的董秀峰,曾任该校教员。该校学生王心斋、梁勇义、李汉杰等,1924年下半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,同年11月到黄埔军校学习。该校毕业生王源奎、于显宗等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。后来成立的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均设在该校内。增智学校不仅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园地之一,也是培养革命者和掩护革命活动的一个秘密场所。
贫民义务学校 19223月设立于石道街明心寺。校长李清瑞。该校广收市内无力上学的贫苦子弟,给以初等教育。由于经费困难,学校设备极其简陋。“穷家的孩子虽然过着清贫如洗的艰难生活,衣服是粗布,饮食是粗饭白水,但是体格强壮,都是生气勃勃的,个个龙头虎眼。富家子弟……望尘莫及”。他们“只知道专心用功,研究学问……”因而“成绩蔚然可观,社会人士极端赞许”。这所学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经慈善人士的援助和教职员的努力,得以维持20余年,毕业学生四百余人。这所慈善性学校,在教育中华贫苦子弟方面,功不可没。
中华觉民学校 19246月在寺儿沟成立。盛时昼夜四班,学生130余人。校长阎仲荣,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毕业,深明教育,办事勇锐。他克服经费僵乏等重重困难,在对中华子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尽了自己一份心力。他领导下的这所学校师生,积极参加大连中华团体举办的各项爱国活动,在启迪大连人民觉悟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。
中华三一学校 1923年初由进步知识分子石三一女士创办。白天为小学,教育孩子们学文化;夜晚为工人补习学校,对印刷工人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关向应就是从这所学校接受革命启蒙教育,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。共产党人李震瀛也以这所学校为掩护,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。这所学校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,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。
电铁中华青年团 192010月成立。是大连最早的中国工人团体。该团有会员400余人,均为电车司机和乘务员等中国青年。电铁青年团还开办夜校,组织工人参加文化学习,开展体育活动。1926年初改选领导人时,因团长王贤士属监督职,被司乘人员罢免,选举乘务员孟庆恩(中共地下党员)为团长,同时调整机构,设置学务、体育、交际、娱乐、庶务、会计等部,加强了夜校工作,使电铁青年团具有行业工会性质。在党的领导下,电铁青年团积极开展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斗争,成为大连较有影响的工人群众组织之一。日本统治者对孟庆恩的行动十分恼怒,勒令其辞职。后由吕圣永继任团长,继续领导工人进行活动。
上述这些教育机构和群众团体的建立,表明大连人民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,决心冲破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奴化教育的罗网,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文化来凝炼大连人民的中华民族魂,逐步走上团结起来争取解放的道路。
《泰东日报》1919316日社论《对于大连华人教育问题之希望》。
《泰东日报》1933330日。
《泰东日报》1939214日。
摘自《中共大连地方史》上卷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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